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我才读完了《南渡北归》大字版六本书,几百万字,我日日穿梭于其间,不能说是与大师们同呼吸、共命运,但撞击我心灵的东西太多太多,除了对大师们视学术为生命、认真严谨治学精神的钦佩,也除了对他们在国难当头,为保存国家的读书种子而不惧艰险的人格魅力的赞颂,更深更重的,是对曾经深刻于脑中的历史的发问:究竟何谓历史?历史的真相又在哪里?
我一直以为是记忆出了问题,但事实是,我们的教科书从来都没有记载过这些东西,所以,很多大师在我的脑海中只是个名字,有的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留存下来。
1928年至1937年,李济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但我们的中学教科书里却几乎没有提到。1945年7月1日,傅斯年延安之行,见到了他的学长范文澜。范老当时正在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关于“商朝事迹”部分,他引用了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人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同时给这些人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誉性的介绍。傅斯年表示赞赏并因此于范老握手言欢。只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该书重新改写后,对于此段历史,就只剩下了“解放前有人发掘过”的话,再到后来,连“有人”二字也删掉了,只剩下“地下发掘证明”。所以,对于中国考古学界的这些大腕们,我们知之甚少,但他们在考古学史上作出的贡献是不会被轻易抹杀掉的。
抗战时期的地道战,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我们从影片中看到的是我们勤劳勇敢善良的老百姓,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发明了种种巧妙的地雷和神奇的炸药。而事实上,这一功劳要归功于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及其最亲密的学生熊大缜。熊大缜投笔从戎,到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后叶又派一批清华师生职工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以技术支援抗日游击战。同时,他本人在天津,在日军监视下组织大学爱国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至冀中供应抗日部队。美国外交官曾称冀中的各色地雷不逊于美国的火箭,美国掌握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这样的功劳该记在谁的头上?没有叶企孙及其清华弟子,会有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地道战之神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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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曾经痛斥自己的学生汪篯:“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胡适也曾经主张治史不必先存一个“主义”。但我们的治史呢?是否先存了“主义”,而丢失了客观与公正呢?史实就是史实,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论,又何需渲染和藏匿某些东西?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应该是本着“客观”“真实”的理念来治史,力求让历史回归其真相。时代在发展,人的认识思维也在发展,我相信,真相正在一步步走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