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二十）之《南渡北归》（三）

       有心把大师们的风采一一记录于此，无奈才疏学浅，记忆力又严重衰退，很多人物和事件只在我脑中走了一遭，便消失得干干净净。重新翻阅，六本大书，又着实费劲，于是搜肠刮肚，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几位大师的为人与治学，留于此处，供你我共勉！
       傅斯年，一个山东大汉，有着山东人与生俱来的豪爽与热心。我最敬佩的是他对学者们的保护，尤其是对梁思成、林徽因与梁思永的救助。傅斯年与梁氏兄弟并非深交，但他为了林徽因与梁思永的病，一次次地写信给上层，为他们寻求救命之钱款。倘若没有傅斯年，林徽因与梁思永的生命或许早就结束了。后来，为了给陈寅恪大师治眼病，傅又向朱家骅与基金会请求款项。这样的古道热肠，看重的不是私人情谊，而是他们的才华、他们的价值。整个抗战时期，傅为贫病交加的落魄知识分子向各方请求帮助，成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项要务，被誉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他是个直肠子，绰号“傅大炮”。这个称谓虽然不雅，但如果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多一些这样的“大炮”，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傅死后，台湾大学建“傅园”、“斯年堂”，兵工署特别捐赠纪念钟，名为“傅钟”。此钟成为台湾大学的精神象征。
       梅贻琦，“清华永远的校长”。最喜欢他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最崇敬的是他对学生的保护：抗战前的学潮运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潮运动，每一次梅校长都巧妙应对、竭力斡旋，尽力保护学生不受伤害。他虽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仍然保护共产党身份的学生和教师。不仅如此，梅还尽力保留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当参军抗敌的热潮席卷到西南联大时，他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从军的，大多是本科以下学历的青年学生。像杨掁宁、李政道、邓稼先等优秀学子，都被保留了下来，而这些人日后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及世界科学的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一点上，梅绝对是有功之臣。他生前没有留下遗嘱，因为他没有任何财产，他留下的只是一笔笔的清华基金账目。他的高风亮节为世人瞩目，死后台湾当局在台湾成立了清华大学，并在校园内建立“梅园”和“梅亭”，园内植有各种名贵花木，这些花木构成了壮美秀丽的“梅林”。有人说：“清华人对梅先生孺慕情深，像听戏的人对梅兰芳一样入迷，我们却是另一种梅迷。”这样的语言，足以向世人展示清华人对梅校长的崇敬之情。
       曾昭伦，一个“怪人”，一个始终是一身斜襟的蓝布长衫，且有些破破烂烂、土里土气。脸洗不干净，头发不整，胡子不刮，像个卖油条或煎饼馃子的小商贩。脚上的袜子似是没有祙筒，只到脚后跟为止。鞋子总是一双蓝色或黑色布鞋，且前后有洞，只能趿拉着走路，被师生们称作“空前绝后”。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谈论化学；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衣服全湿透了，却仍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饭，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因忙于工作而很少回家，保姆不识其为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种种“怪癖”，是因为曾的心里只有化学，他是为化学而活。有人把他振兴北大化学系的功绩与蔡元培校长改革、振兴北大的功绩相比拟，这话虽有点言重了，但曾的功绩确实名动一时。一个学者，当他把自己的生命与所研究的学科融为一体的时候，这门学科又如何能不向前发展呢？而我们如今的一些所谓“学者”，只是沽名钓誉！
       ……
       忘不了陈寅恪大师上课之专注：面对黑板、背对学生一个劲地讲课；忘不了西南联大时，“狂徒”刘文典与吴宓大师月夜对讲《红楼梦》的精彩；更忘不了，文革时期，很多不甘和不堪受辱的学者们，一个接一个地结朿了自己的生命：跳楼者有之，喝药者有之，上吊者亦有之。《南渡》篇最为豪迈，《离别》篇最为悲壮；一个是感动，一个是痛恨。只有《北归》篇平平。倘若时光能够倒流，战乱和文革没有发生，那么，他们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我无可估量，或许这个世界都无可估量。向大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