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

借这本书

    以抗战时期为背景，描写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主人公余占鳌是个热血男儿，正义又野蛮。他杀死了一个与自己守寡多年的母亲发生关系的和尚，而后母亲也吊死了。他为了女人杀人放火，霸占了后来成了他妻子的戴凤莲。他为了报仇雪耻，苦练枪法，将曾非礼过他妻子的土匪花脖子一伙一网打尽。他为了还一个村姑的清白，不惜将酒后施奸的亲叔枪毙。为了小妾恋儿不惜和妻子闹翻并分居。他为了民族大义，毅然抗日但最终全军覆没。

    卷首语

    第一章 红高粱

    第二章 高粱酒

    第三章 狗道

    第四章 高粱殡

    第五章 奇死

    人老了，书还年轻——代后记

    从表面上看， 《红高粱家族》 所写的是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叙述的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实质上，由于穿插了“我爷爷” 和“我奶奶”惊世骇俗的爱情传奇，使得小说更像是一种非官方的“野史杂说”。 莫言更多的是“用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史化’的家族叙事，实现了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原有的权威叙事规则的一个‘颠覆’”。

    首先是叙述的内容民间化。小说从罗汉大爷被日本人下令残酷剥皮抽筋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开始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自发发起的民间战争。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精神，这支抗日队伍连聋带哑连瘸带拐，并非训练有素，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作战工具更是七长八短：土炮、鸟枪、老汉阳步枪、喇叭、农具都派上用场，铁耙也能摆出连环挡鬼子，更可笑的是想出这计谋的是从未有过作战经验的小脚女人“我奶奶”。作战过程也是丑态百出，有人出师未捷因大哑巴不慎摔倒枪走火先受伤，有人枪口堵着一团破棉絮，有人在埋伏时鼾声如雷，有人握着枪身体抖成一团，有人枪响子弹却没有出膛，关键时刻，大抬杠步枪放不出炮。在日军久等不来之际军心涣散，计划中的伏击战变成了仓促之间的遭遇战，稳操胜券变成了两败俱伤，开枪时手抖个不停的“我父亲”，却无意中和“我爷爷”一起打死了日军少将中岗尼高，这极大地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正统色彩。莫言曾坦承自己始终保持民间心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审视历史，从民间资源中汲取营养，用民间社会、民间人物来还原历史本真，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

    其次是叙述的方式民间化。莫言惯用或隐或显的说书人模式，这种叙述方式来源于宋元话本，后来慢慢地被小说家们弃之不用，莫言在 《红高粱家族》 的叙述选择上又重拾起这种古老的民间说书人方式，使读者清晰地保持着与作品世界的距离。小说是这样开头的：“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誉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这个开头清楚表明了叙述者所具有的民间身份，“我”是一个变相的在场者，相当于说书人，我父亲“豆官”此时并没有发言，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在场者——后面发生的故事是由他来讲述的。“我”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有时还喜欢跳出来对“我爷爷” 和“我奶奶”做一番评述，如余占鳌到店子吃东西想吃锅里的狗肉，店主告诉他不行并遭到羞辱，心里有说不出恼和惧。此时“我”跳出来评论：“他虽然具备了一个土匪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但离真正的土匪还有相当的距离。他之所以迟迟未入绿林，原因很多。概而言之，大概有三：余占鳌对土匪头子花脖子的做派有隐隐的敬佩感，同时又有憎恨。”作者以这样一种照正统的道德和社会价值标准去塑造完美的英雄形象。

    作品中的余占鳌和戴凤莲不仅被叙述者置于传奇事件中进行塑造，而且进入民众日常生活的话题中被再塑造。乡间九旬老太以山东快板的形式把他们英雄事迹吹得是神乎其神：“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 莫言的这种叙事方式正是对传统的观念结构的反叛，这种反叛要的不仅仅是打乱叙述语言，更是借以重构历史，提醒我们历史是可以不断改写的，无论是革命的历史，还是历史的革命。

    第三是叙述语言的民间化。莫言叙述历史的语言也主要是民间鲜活的口语形式，我父亲在去打伏击战的路上回想起抓螃蟹的季节，那是“秋风起，天气凉，一群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焦灼的牛郎要上吊，忧愁的织女要跳河……”。我奶奶说话更是民间味儿十足，挽留罗汉大爷说的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面看水面”。奶奶还用“这酒里有罗汉大叔的血，是男人喝了。后日一起把日本汽车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这样的话，劝冷队长和“我爷爷”联合打日本。打日本是多么严肃的事儿，作者不仅让一个民间妇女充当说客，而且说出的话里是“酒”“鸡”“狗”等字眼儿都被搬了出来。又如：“没有弯弯肚子别吞镰钩刀子。”“你们呐，小人打小谱，三十二十地挣吧。”“事到临头，草鸡也不行，就是块铁蛋子也要抬出来！”这些朗朗上口顺溜溜的大白话，很有山东快板的风味儿，它是几千年民间语言智慧的积淀，这与莫言早年处在乡土社会，接受传统文化和民间故事传说的影响，尤其是山东这块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的深厚影响分不开。

    《红高粱家族》全书完稿于1986年，莫言31岁的时候。激情的作品只属于充满激情的年龄和激情的年代。 那个年代诞生出《红高粱家族》，颠覆意义应该是很强的。正义、爱情这些神圣的字眼，在书中完全走了样。余占鳌、戴凤莲等人，他们就像高密乡野生的一片片红高粱原始而真实、鲜活的生命。

    《红高粱家族》被译为二十余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本书获得2001年第二届“冯牧文学奖军旅文学创作奖”；其中的《红高粱》作为单篇小说，获得1987年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在《亚洲周刊》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年百强”排行榜上位列第十八名；进入英美学界重要期刊WORLD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世界文学》）评选的七十五年来全世界四十部杰作排行榜，系位列此榜单的唯一一部中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