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

借这本书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十九世纪俄国对世界文学最有影响的作家。《复活》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取材于一件真实事件，主要描写男主人公涅赫柳多夫引诱姑妈家女仆马洛斯娃，使她怀孕并被赶出家门。后来，她沦为妓女，因被指控谋财害命而受审判。男主人公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的女人，深受良心谴责。他为她奔走伸冤，并请求同她结婚，以赎回自己的罪过。上诉失败后，他陪她流放西伯利亚。他的行为感动了她，使她重新爱他。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和地位，她最终没有和他结婚而同一个革命者结为伉俪。

    小说写于1889至1899年，素材是检察官柯尼为他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一个贵族青年引诱了他姑母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后来当了妓女,因被指控偷钱而遭受审判。这个贵族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过的女人，深受良心的谴责。他向法官申请准许自己同她结婚，以赎问罪过。托尔斯泰以这个故事为主线，用了10年时间，六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的名著。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一次偶然的机会作为陪审员参加审理一个毒死人的命案。不料，从妓女马洛斯娃具有特色的眼神中认出原来她是他青年时代热恋过的卡秋莎。于是往象一幕幕展现在聂赫留朵夫眼前：当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暑期住在姑妈的庄园里写论文。他善良，热情，充满理想，热衷于西方进步思想，并爱上了姑妈家的养女兼婢女卡秋莎。他们一起玩耍谈天，感情纯洁无瑕。三年后，聂赫留朵夫大学毕业，进了近卫军团，路过姑妈庄园，再次见到了卡秋莎。在复活节的庄严气氛中，他看着身穿雪白连衣裙的卡秋莎的苗条身材，她那泛起红晕的脸蛋和那双略带斜眼的乌黑发亮的眼睛，再次体验了纯洁的爱情之乐。但是，这以后，世俗观念和情欲占了上风，在临行前他占有了卡秋莎，并抛弃了她。后来听说她堕落了，也就彻底把她忘却。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过，良心受到谴责，但又怕被马洛斯娃认出当场出丑，内心非常紧张，思绪纷乱。其他法官、陪审员也都心不在焉，空发议论，结果错判马洛斯娃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等聂赫留朵夫搞清楚他们失职造成的后果，看到马洛斯娃被宣判后失声痛哭、大呼冤枉的惨状，他决心找庭长、律师设法补救。律师告诉他应该上诉。

    聂赫留朵夫怀着复杂激动的心情按约去米西（被认为是他的未婚妻）家赴宴。本来这里的豪华气派和高雅氛围常常使他感到安逸舒适。但今天他仿佛看透了每个人的本质，觉得样样可厌：柯尔查庚将军粗鲁得意；米西急于嫁人；公爵夫人装腔作势。他借故提前辞别。

    回到家中他开始反省，进行“灵魂净化”，发现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又可耻，又可憎”。母亲生前的行为；他和贵族长妻子的暖昧关系；他反对土地私有，却又继承母亲的田庄以供挥霍；这一切都是在对卡秋莎犯下罪行以后发生的。他决定改变全部生活，第二天就向管家宣布：收拾好东西，辞退仆役，搬出这座大房子。

    聂赫留朵夫到监狱探望马洛斯娃，向她问起他们的孩子，她开始很惊奇，但又不愿触动创伤，只简单对答几句，把他当作可利用的男人，向他要十卢布烟酒钱以麻醉自己，第二次聂赫留朵夫又去探监并表示要赎罪，甚至要和她结婚。这时卡秋莎发出了悲愤的指责：“你今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后来聂赫留朵夫帮助她的狱友，改善她的处境，她也戒烟戒酒，努力学好。

    聂赫留朵夫分散土地，奔走于彼得堡上层，结果上诉仍被驳回，他只好向皇帝请愿，立即回莫斯科准备随卡秋莎去西伯利亚。途中卡秋莎深受政治犯高尚情操的感染，原谅了聂赫留朵夫，为了他的幸福，同意与尊重她体贴她的西蒙松结合。聂赫留朵夫也从《圣经》中得到“人不但不可恨仇敌，而要爱仇敌。”的启示。

    这两个主人公的经历，表现了他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复活。小说揭露了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触及了旧社会制度的本质。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奸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马洛斯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这时作家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芜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然而在《复活》中，托尔斯泰虽然对现实社会做了激烈的抨击，揭露了社会制度的本质，但是小说结尾，仍然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基督教，又把自己的宗教观强行植入小说当中，并且几乎否定了资本主义一切国家机器的一切作用，不得不说是小说思想境界上的一个遗憾。

    小说原计划创作四部，但只创作了三部。

    1、我们活在世界上抱着一种荒谬的信念，以为我们自己就是生活的主人，人生在世就是为了享乐。这显然是荒谬的。要知道，既然我们被派到世界上来，那是出于某人的意志，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是我们断定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显然，我们不会有好下场，就像那不执行园主意志的园户那样。主人的意志就表现在那些戒律里。只要人们执行那些戒律，人间就会建立起天堂，人们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幸福。

    2、那时他是一个诚实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随时准备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如今成了一个荒淫放荡、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喜爱的只是自己的享受，那时侯他觉得世界是一个秘密，他怀着喜悦和激情千方百计要解开这个秘密，现在他觉得现实中的一切既简单有明了，一切都是由他所处的现实环境所决定，那时候他认为必需和重要的是接触大自然，接触曾经生活过、思想过、接触过的前人（如接触哲学、诗歌），现在认为必需、和重要的是人为的规章制度，和跟同事们交往。那时候女人是神秘的，迷人的，正因为神秘才是迷人的创造物；现在，除了家里的女人和朋友的妻子，一切女人的功用都是十分明确：女人是他已经尝试过的最好的享受工具。那时候他不要钱，母亲给他的钱，连三分之一都用不了，他可以放弃父亲名下的田产分给他的佃户；现在母亲每月给他一千五百卢布，他还不够用，为了钱他已经跟母亲有过几次不愉快的交谈。那时候他认为精神上的人才是真正的我；现在则认为强壮而精力充沛、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

    3、他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在最近这段时期对人们所发生的憎恶，特别是今天对公爵，对索菲雅，对米西，对柯尔涅依所发生的憎恶，其实就是对他自己的憎恶。说来奇怪，这种承认自己卑鄙的心情，固然不免使人痛苦，同时却又使人快乐而心安。聂赫留朵夫生平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他称之为“灵魂的扫除”这类的事情。他所谓的灵魂的扫除，指的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往往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间隔以后，忽然，他感到他的内心生活疲沓了，有时甚至停顿了，就着手把堆积在他灵魂里而成为这种停顿的原因的垃圾统统清除出去。……从那时候起到今天，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打扫过他的灵魂，所以他从来也没有象这样肮脏过，他的良心所要求的东西和他所过的生活之间也从来没有象这样不协调过。他看到这个差距，不由得心惊肉跳。

    4、他身上发生的这一系列可怕的变化，原因仅仅是他不再相信自己，转而去相信别人。至于他不再相信自己，而去相信别人的原因，那是因为如果相信自己，生活就会变得过于困难：相信自己，意味着处理各种问题都不能考虑追求轻松快乐的肉体的自我，而且几乎总是同他作对;相信别人，意味着无需处理任何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解决问题的原则总是不考虑精神的自我，而只考虑肉体的自我。此外，相信自己，他往往总会遭到人们的指责，——相信别人，他却博得周围人们的赞扬。

    5、聂赫留朵夫虽然有些失望，但也为玛丝洛娃找到自己的幸福而感到高兴。然而，聂赫留朵夫对这几个月来的耳闻目睹感到苦恼，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罪恶，后来，他在《圣经》中找到了答案：人不但不可恨仇敌，而要爱仇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