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常升起》

 

    《太阳照常升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于192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作者藉此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并以此书开创了海明威式的独特文风。

    小说以1924年至1925年这一历史时段和名城巴黎为背景，围绕一群在感情或爱情上遭受过严重创伤或者在战争中落下了严重心理或生理机能障碍的英美男女青年放浪形骸的生活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而展开，反映了这代人意识觉醒后却又感到无路可走的痛苦、悲哀的心境。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1961）美国小 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899年7月21日生于芝加哥市郊橡胶园小镇。1923年发表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随后游历欧洲各国。192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初获成功，被斯坦因称为“迷惘的一代”。1929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巨著《永别了，武器》的问世给作家带来了声誉。 30年代初，海明威到非洲旅行和狩猎。1935年写成《非洲的青山》和一些短篇小说。 1937年发表了描写美国与古巴之间海上走私活动的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西班牙内战期间，他3次以记者身份亲临前线，在炮火中写了剧本《第五纵队》，并创作了以美国人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他曾与许多美国知名作家和学者捐款支援西班牙人民正义斗争。1941年偕夫人玛莎访问中国，支持我国抗日战争。后又以战地记者身份重赴欧洲，并多次参加战斗。战后客居古巴，潜心写作。1952年，《老人与海》问世，深受好评，翌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卡斯特罗掌权后，他离开古巴返美定居。因身上多处旧伤，百病缠身，精神忧郁， 1961年7月2日用猎枪自杀。 

    美国青年巴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脊椎受伤，失去性能力，战后在巴黎任记者时与英国人阿施利夫人相爱，夫人一味追求享乐，而他只能借酒浇愁。两人和一帮男女朋友去西班牙潘普洛纳参加斗牛节，追求精神刺激。夫人拒绝了犹太青年科恩的苦苦追求，却迷上了年仅十九岁的斗牛士罗梅罗。然而，在相处了一段日子以后，由于双方年龄实在悬殊，而阿施利夫人又不忍心毁掉纯洁青年的前程，这段恋情黯然告终。夫人最终回到了巴恩斯身边，尽管双方都清楚，彼此永远也不能真正地结合在一起。

    1920年代是个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转型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跃升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激烈的动荡和混乱的精神，热闹的喧嚣之声处处可闻。而美国的经济腾飞创造了丰沛的商品供应，象汽车、家电等日常消费品，娱乐、旅游、休闲等都市生活方式的打造以及广告、媒体等推波助澜，消费主义实际上已在美国赫然耸现。对当时的美国读者而言，《太阳照常升起》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小说对文化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描写。显然这些叙述具有异国情调符合所谓“爵士时代”总的文化气质。符合了美国1920年代消费大众的文化心理需求。

    美国20世纪初的经济崛起带来的社会与文化转型，产生了价值观念上的困境。有学者指出：“事实上，在商业繁华如梦的20年代，崇尚享乐的价值取向与传统的清教文化积淀．共同构成美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时代性悖论”。这种因境表面上看是一个文化价值的观念问题，但实际上是其底层资本逻辑中内在矛盾的体现。一方面，资本增值的生产逻辑要求坚持清教的俭朴、诚实、工作伦理，保证训练有素的工人培养这些良好的品格。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维持工业繁荣。另一方，资本增值的消费逻辑要求采取各种手段，如分期付款、广告、增加休息时间等，鼓励大众积极参与休闲和享乐等消费活动，以便维持欲望的再生产。

    《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涉及多主题的现代小说。首当其冲的主题无疑是战争在生理、心理、伦理等方面对“迷悯的一代”所造成的严重损害。这部“情绪结晶式小说”不以情节取胜，而在于着力表现这一代人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于宣泄他们的情绪，展示他们复杂矛盾的心态和心理发展历程，并由此深入挖掘和直接表现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这一代人所有的梦想、信念和单纯都已被战争和现实的残酷击得粉碎，人生的目标已经死亡，他们在毫无节制的酗酒和纵乐中品尝着内心的绝望和悲哀。小说中的巴恩斯集中体现了“迷惘的一代”的主要特征：他虽然头脑冷静、性格沉稳，但他已变得漠视一切，不再相信任何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不再相信诸如亲情、友情、爱情、宗教信仰等等这些传统的希望之源，唯有纵酒宴乐能给他带来一时的快慰和解脱，即便是富有闲情雅趣的旅行，也每每成为豪饮的借口。酗酒是这部小说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话语题材，这不仅是因为这伙饱经磨难的才子们常常“借酒浇愁”或“以酒会友”，在酣饮烂醉中暂且忘却伤痛，或借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慨，更因为这种酗酒行为本身就是对美国政府当年所颁布的“禁酒令”的公然蔑视和对抗，对父辈所遵从的宗教文化和道德说教的讥讽和反叛。小说中唯有自命清高的科恩从不酗酒，因而与他们不是“一路人”。责任感的缺失、“对什么都无所谓”，是“迷悯的一代”的另一特征：巴恩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对工作毫无激情，总是漫不经心；尽管他偶然也去教堂，却怀疑上帝的存在；他从不愿过问任何是非纷争，即便对能够出手相助的事情，他也漠然置之，袖手旁观。例如，在对待科恩与勃莱特之间的情爱问题上，他始终无动于衷，科恩为情所因而痛不欲生，他却不屑一顾，反应冷淡。勃荣特则常常随心所欲地玩弄男性于股掌之间，尤以挫伤有钱男人的自尊为乐。她的未婚夫迈克对她更是放任自流，他自己也置事业与家庭不顾，常常举债酗酒，长醉不醒。海明威在感同身受地记述和批评“迷悯的一代”追求享乐、灵魂空虚的精神状态的同时，对这一代人也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和理解，并希望世人能以此为鉴，放眼未来。 

     泛性主义和西班牙斗牛是这部小说主题结构中并行不悖的两个组成部分，泛性主义主要体现在勃莱特身上，尤其表现在她的性爱取向上。她视自己为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女魔喀耳刻，迷人的姿色使她能游刃有余地在男人堆里周旋——在希腊伯爵米比波波勒斯面前放肆地开怀畅饮、打情骂俏；信誓旦旦地要嫁给迈克；和科恩私奔；最后又勾引罗梅罗和她上床做爱。她要追求的显然是她一心向往、但从巴恩斯身上却得不到、从前两次毫无爱情的婚姻中也未曾获得的真正完整的爱情。然而放纵不等于“个性解放”，肉欲不等于爱情。这位离经叛道的“新女性”终究未能逃脱世俗的樊篱。

    值得一提的是，海明威在小说中多次隐喻化地借用斗牛的场景来映射勃莱特的性爱，在两者之间进行住复式的比拟。勃莱特曾明确告诉巴恩斯，她不可能对他做出任何承诺。这就是说，她不可能恰守妇道对他“忠贞不渝”，这也意味着她很善于耍手段巧妙地让男人乖乖就范而又不惹火烧身。

    回归自然、呼唤脱胎换骨的新生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主题。大自然在海明威的笔下风光措施，生机盎然，充满画面感的山川原野犹如人间天堂。每当巴恩斯置身于远离都市和女人的原生态的大自然中，尤其在富有田园野趣的溪边或湖畔钓鱼时，他就感到精神振奋，活力勃发。和作家比尔结伴外出钓鱼时，两人更可以敞开心扉，手提酒瓶畅所欲言地谈古论今，痛快淋漓地针砭时局，即便比尔讥笑他钓来的鱼不及他的大，他也不计较，尽管他心里明白，比尔是在影射他的性功能远不如他强。在圣福明狂欢节期间，热烈的节日氛围、盛大的庆典场面、浓厚的宗教色彩、淳朴友好的西班牙乡民，使巴思斯深受感染，也激活了他对生活的信念。小说接近尾声时，巴思斯在圣塞瓦斯蒂安的孔查海湾中畅游，他时而在海面上迎风破浪，时而深深潜入海底，他既是在经受体力、耐力和勇气的考验，也是在接受大自然对他的洗礼。在小说结尾处，巴恩斯深情地拥着回到他身边的勃莱特，眺望着前方高举警棍在指挥交通的骑警，心中在无限遏想地憧憬着未来。

    《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的成名作，出版以来一直深受有前卫心理和逆反心理、渴望独创艺术、渴望更加开放的心灵空间的年轻读者群的青睐。在这部小说中，海明威不仅着力表现了“迷惘的一代”在失落和绝望中放浪形骸，向醉生梦死、浮躁喧闹的生活方式寻求刺激和慰藉的精神状态，同时也不动声色地注解了这群目空一切、否定一切、愤世嫉俗的“荒原人”在困境中为寻找新的出路所做出的努力，揭示了他们坚韧不拔地追求自由、公正、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精神实质。小说凝结、汇聚了年轻的海明威自己的思想、情感、理智、痛苦和他对未来的窥望，是海明威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哲学思考的深度延伸。